西北空管局气象中心计算机室开展网络攻防演练

当前的国企改革应该如何推动和实施？混合所有制如何实现混合？现有国资监管体制和职能应如何转换？中国国企改革已历30余年，至今未竟全功，根源何在？国企改革的根本或曰最终出路（或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 就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报告》记者近日专访了曾参与中央国企改革重要文件起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先生。

  核心提示：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把握改革前进总方向的指南针和坐标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推动和主导的改革，从根本目的上讲，是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方向标和指南针。1979年3月，邓小平首次提出 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这一论断为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提供了思想依据。同时要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把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潜力挖掘出来，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培育市场体系。二是要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访问过一个村支书，是村里的领袖人物，他跟我讲的话我今天还记得。

但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大家都不应该领工资，应该发肥皂、发馒头、发毛巾，以防止人们领了钱乱花。现实之中如果确实有人卖了土地去赌博，是不是要因为这个个案就把大部分不赌钱的人的权利剥夺掉？在我看来，这都不是不让农民土地入市的理由。虽然今天大家都批评土地财政，但实际上它是功不可没的。在改革的逻辑中，改革永远是两层，底层和上层。

城市的好处在于，地票不占用地指标。后来农民还觉得吃亏，就向政府提出要求，土地要定向拍卖给某家有潜力的公司，他们可以用三成的现金买它的股票，跟公司一起上市。

这是现实存在的情况，但我认为没有那么严重。重庆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呢，因为它的35个区市县中，偏远地区的农民很穷，大多外出打工，十室九空，房子缺乏维护后变得很破败。所以，只需把实际经济生活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加以疏解，生产力就可以解放出来。不但无害，还有正面贡献。

所以不要轻易说牵一发动全身。——编者   改革为什么那么难 半拉子改革是中国20年改革中值得玩味的现象。这种交易在房屋中介那里就可以完成。但直到1988年全国人大才修改了法律。

两年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下称《条例》)姗姗出台。不要急急忙忙想什么救国大计、战略，一旦贴近地面去看，肯定会有收获。

中国的改革将会一步步走下去，停不下来环境税是经济手段为主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怎样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问题，实为一个怎样把生态环境压力和污染影响控制在可接受区间内、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关键性的转变可带来的效应，是把这样一种利益压力与动力从上游向中游、下游传导。特别是比价关系后面的价格形成机制，要更多地改由依靠市场决定，让市场真正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这是极应打造好的真正意义上的长远机制，是我认为应当抓住的关键之处。政府要掌握的力度，应是合理且合适的，要使改革既具有可行性，又可以有前后的衔接，最后达到既定目的。政府的悖反和民众的悖反，是中国现实社会现象中必须处理的两个很明显的问题。

另外一个政府需把握好的要领，就是当这样一个影响比价关系的税负传导到最终消费品价格时，政府应该及时、适度地提高低保标准，托住最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中国的低保早已经全覆盖了城市和乡村，低保管理的固定成本早已经付出了。现阶段，决策层在这方面的意向是非常鲜明的，在发展中间强调不能再GDP挂帅、不能再落入GDP崇拜。

但是随之还有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除了费改税之外，是不是要考虑借鉴国际经验，开征欧洲碳税式的专门的环境税？中国有无可能作类似的选择？有反对人士在这方面甚至把碳税说成敌对势力打压中国的由头。如果不处理好这样一个系统性改革问题，那么中国仍然会延续两个悖反：一个是政府的悖反，天天在讲科学发展观，但与科学发展密切相关的改革(如电力部门的改革)，却拖了10年以上寸步不动。

我不赞成轻易对碳税这类问题贴政治化意识形态标签。在原油、天然气的资源税从价改革启动之后，现在看到各有关部门都已表态，在财税配套改革展开的今年，改革重头戏中就包括要把资源税从价变从量的机制覆盖到煤炭。

这种实质性理顺资源能源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的整体改造一旦推出，对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以及雾霾式环境威胁的化解，一定有深远的、长久的意义。那么，在竞争中被淘汰的，就是所谓过剩产能、落后产能，而整个过程就是在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我们一定要理性认识、凝聚共识、化解抵触、尊重经济规律，抓住宝贵时机，真正让改革取得应有的效果。  治理环境就是从企业到居民，使全中国的六千多万个市场主体、接近14亿的社会成员，一起内生地从经济利益出发，更加关心和施行节能降耗，更加注意低碳化发展。

煤炭的市场价格在这一二十年中上涨到500元以上(所以假如按5%从价计征资源税，每吨煤的实际税负会上涨10倍上下)，那么在经济利益层面，可在由此而发生的比价关系变动的同时，乘势理顺我国基本能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促使在产业链上处于前端、上游的煤炭的税负，向紧随着的电力行业传导(煤炭决定中国电力供应的80%，即我们用的电80%是煤烧出的火电)。这样一个从煤炭资源税改革切入的经济杠杆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它会覆盖整个产业链，调节各方利益，从而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促进节能降耗减排。

接着需再强调一下，在环境税改革之外，中国现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就是资源税改革。另外一个，就是当这样一个影响比价关系的税负传导到最终消费品价格时，政府应该及时、适度地提高低保标准，托住最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

其实际的作用机制也可寓于已有税种——可考察借鉴在改革中已推出的燃油税的先例。综合起来，治理环境就是从企业到居民，使全中国的六千多万个市场主体、接近14亿的社会成员，一起内生地从经济利益出发，更加关心和施行节能降耗，更加注意低碳化发展。

也有人很强调用法律手段实行准入，听起来很有道理，实际操作仍然还要归于公权代表者——拥有实际权力的官员——去一一地甄别哪个准入、哪个不准入，与前面提到的关停并转大同小异。这样的争论一时难以解决，有待于以后深入探讨。资源税改革方面，政府真正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认为有两个特别关键的事情：一个就是当资源税覆盖到煤炭和其他资源品时，要掌握好推行过程中的力度，使大多数企业经过努力，在新的税负形成的影响压力之下还可以继续发展，而少数企业被淘汰出局。要有效地控制污染、减排降污，就应该充分注重法治化背景下的长效经济手段。

环境税改革，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表述的基本定位，是费改税，即把现在已经开设的环境收费改成税——当然这样会更有利于讲求规范性的全覆盖，也更有力度。我们现在还需要观察，这一改革方案一旦公布出来之后，是不是够格，敢不敢真正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在中国最主要的基础能源命脉层面的传导中，首先是从煤到电的传导，需要电力部门攻坚克难的配套改革势在必行，这必然要推动我国把11年前就发出的电改5号文件中所要求的电力改革付诸实践，也对有关部门的电价行政管制实施突破，而不能再久拖不决或在关键事项上继续寸步不动。如果普遍地用这种行政式直接操作去解决问题，就一定会发生走关系、扭曲、事与愿违的种种设租寻租和不公平。

进入 贾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发展 。资源税改革方面，政府真正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认为有两个特别关键的事情：一个就是当资源税覆盖到煤炭和其他资源品时，要掌握好推行过程中的力度，使大多数企业经过努力，在新的税负形成的影响压力之下，还可以继续发展，而少数企业被淘汰出局——如果一轮做不到比价关系基本合理，可以多做几轮，最终把这个事情做到位。